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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性拖延”:创新需要慢慢来

发表时间:2019-06-08

  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教导:早早地行动是成功的关键,因为“当断不断,必受其患”。当我们得到一个有意义的任务时,别人建议我们要提早完成;当我们有一个创新的想法来研发一个产品或是经营一家公司时,别人会鼓励我们要抢占先机。当然,迅速采取行动有其明显的优势:确保完成任务,在市场中击败其他竞争对手。但在研究创新人物的过程中,《离经叛道》一书的作者(美)亚当·格兰特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迅速行动拔得头筹的优势远远小于其劣势。的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我们不能忘记,早起的虫往往会被逮住。本期为读者摘录介绍这位研究者以第一人称分享的某些结论。

  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博士生基哈尔·信向我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拖延可能有利于创新。当你拖延,你是在故意耽误你所需要完成的工作。你也许正在考虑这项任务,但你却没有切实地采取措施推进这项任务的完成,而是做一些其他低效的事情。信认为,当你拖延一项任务,你就使自己获得时间进行发散性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一种特定的想法。这样一来,你可以考虑的创新概念就愈加广泛,最终选择一个比较新颖的方式。

  拖延也许是高效的宿敌,但它可以是一种获得创造性的资源。工业革命和新教徒辛勤工作的职业道德让现代社会的人们非常热衷于效率,但在很久以前,古老文明已经承认了拖延带来的好处。在古埃及,人们用两种不同的动词表达拖延一词:一个意思是懒惰,而另一个的意思却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历史上一些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发明家都有拖延症,这并非巧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莱奥纳多·达·芬奇,他在绘画、雕刻、建筑、音乐、数学、工程、地质、制图、解剖学和植物学上都颇有造诣。学者估计,达·芬奇从1503年开始创作《蒙娜丽莎》这幅作品,其间断断续续,直到他1519年去世前才完成。批评家认为,由于他把时间浪费在做光学实验和其他令人分心的事上,使他无法专心完成他的作品。不过这些干扰恰恰对他作品的创造性至关重要。正如历史学家威廉·帕娜帕克尔解释道:

  “莱奥纳多对光线如何照射球体的研究,对他的作品《蒙娜丽莎》和《施洗者圣约翰》带来影响。他在光学上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推迟他完成一幅作品,但他最终在绘画上取得的成绩却取决于他的这些实验这些实验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干扰——如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想的那样,他们是在用一生的时间进行思考,来创作出最伟大的作品。选择性拖延或许耽误了莱奥纳多完成某些任务,但这些任务和他内心的浩瀚宇宙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只有深深着迷于现代社会对效率狂热追求的人才会认为他做是错的。平庸而追求效率的人只会走平凡的道路,既非常安全,又不会威胁到任何人。平庸的人不会带来什么改变但是,天才是不受控制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你不可能根据一个计划或一份提纲来创造出天才般的惊人之作。”

  达芬奇花了大约15年的时间构思《最后的晚餐》这部作品,同时他也在做许多其他工作。这幅画一开始的草图是主人公们坐在长椅上。十几年后,它发展成了名画里长桌边并排而坐的13个人。虽然他经常为他自己的拖延感到恼火,但达芬奇意识到,创意不能操之过急。他指出:“有时候,当天才工作的时间最少时,他完成的量才最多,因为他们在对发明进行周密思考,并在他头脑中形成最完美的想法。”

  拖延成为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伟大的决策者共有的习惯。在美国历史上,可能只有一篇演讲同金的演讲一样著名: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在短短的272个字中,林肯将内战重新定义为《独立宣言》中承诺的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林肯在大约两周以前才收到发表讲话的正式邀请函。在他前往葛底斯堡的前一天,他只完成了大约一半的演讲稿。他的秘书,约翰·尼柯莱写道:“在这种事情上,林肯可能遵循了他惯常的做法,他会用很大力气酝酿他的想法,使语句成型,直到达到满意的形式他才会动笔写下。”直到演讲前夜,林肯才最终写下结尾,演讲当日的早晨,他最终定稿。他等待着,因为他想写出最震慑人心的主题。

  在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之前的那个夏天,金就在内容和语气上向三位亲近的顾问寻求建议。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金抵制住了提前定下主题或方向的诱惑。直到游行前四天,他才开始积极准备演讲。游行前的晚上,金召集了一批顾问,回到初始阶段。琼斯回忆道,金在会议一开始就解释,他“想要重新审视想法,获得最好的方案。”

  金推迟了充实并确定演讲稿的任务,他让琼斯从蔡加尼克效应中受益——1927年,俄罗斯心理学家布鲁玛·蔡格尼克表明,人们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已处理完成的事情印象更加深刻。一旦任务完成,我们就不再考虑这件事了。但当它被中断,或者未完成,它在我们的脑海中仍保持活跃。

  伟大的创新者是伟大的拖延者,但他们并不完全没有规划。他们有战略地推进,通过不断测试和优化不同的可能性,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虽然金可能拖延了演讲稿的写作,但他有丰富的素材供他使用,他可以即兴发挥,这使他的表达更加真实。“金收集了一系列演讲素材——他自己在布道时所作的出彩文章,其他传教士的作品、故事、圣经诗、最喜欢的诗人的诗句中的片段。”汉森解释道。“与其说金是撰写,不如说他在组装他的演讲稿,他将以前用过许多次的素材重新安排和调整。金在他演讲的过程中可以进行灵活的调整,如果他没有决定选择脱稿讲的话,他在游行中的讲话内容是否会被后人铭记,就值得怀疑了。”

  如果创新者本人对他们自身想法做出的评判并不可靠,那他们怎样才能提高创作出杰作的几率呢?答案是:他们想出大量的想法。西蒙顿发现,平均而言,创意天才在他们所在领域的作品并不比同行的作品质量更好,他们只是想出了大量想法罢了。这给他们更多的变化,更高的获得独创性的机会。“一个人能想出有影响力的成功创意的几率,”西蒙顿指出,“同他想出的创意总数呈正比。”

  想想莎士比亚:我们对他的一小部分经典作品耳熟能详,但却忘记了在20年中,他创作了37部戏剧和154首十四行诗。西蒙顿通过计算人们多久演一次某部戏剧以及专家和评论家对该剧的好评程度,追踪莎士比亚各部戏剧的受欢迎程度。在5年时间里,莎士比亚创作出了他最受欢迎的五部作品中的三部:《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同时他还创作出了相对一般的作品《雅典的泰门》和《泰尔亲王佩力克尔斯》,这两部作品都被认为是莎翁最糟糕的戏剧,并总是被批评为单调乏味,情节和人物发展不完整。

  纵观各个领域,即使是最杰出的创造者,通常也有大量作品严格来说是优秀的,但在专家和观众看来并不起眼。伦敦爱乐乐团选出的50部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中,其中有6部是莫扎特的作品,5部是贝多芬的作品,3部是巴赫的作品。为了创造出大量杰作,莫扎特在他35岁去世前创作了超过600部作品,贝多芬在一生中创作了650部,巴赫写了超过1000部。在对15000部古典音乐作品的研究中,作曲家在任意5年时间内创作的曲目越多,产生惊世杰作的几率就越大。

  西蒙顿的报告显示,在各个领域,最多产的人不仅最富有创新精神,并且他们最具原创力的作品也诞生于他们最多产的人生阶段。30至35岁之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留声机、碳精电话。但在此期间,他还申请了超过100项其他专利发明,如模具笔、水果保鲜技术、磁铁采矿技术,他甚至还设计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说话的娃娃。“那些不起眼的发明往往与最重要的作品出现在同一个时期,”西蒙顿说,“爱迪生尽管拥有1093项专利,但真正最杰出的革命性成就大概也是屈指可数。”

  人们普遍认为,数量和质量二者不可共存,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得更好,你必须做得精,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事实上,当涉及到想法的产生,数量是对质量最可预测的因素。